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第二种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42]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4页。
只不过西方率先现代化，人们便将现代化误认为西化。事实上，早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社会的内生现代性或曰内源性现代性即已发生，儒学自身的现代化也早已发轫。（二）意志论的人性理论 在梁先生的上述历史哲学的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哲学支撑。[⑤] 梁先生之所以强调主张西方化主张到家，是因为在他看来，所谓西方化的内容，实质上并非西方特有的、只适用于西方的东西，而是世界的、人类世界的、人类生活的。最后，梁先生指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最首要的问题就是个人权利的稳固： 我们需要的很多，用不着一样一样去数，但怎样能让个人权利稳固社会秩序安宁，是比无论什么都急需的。
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但是，胡适正式提出全盘西化一词，时间更晚，是在他1929年所作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另外想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诗经》，《毛诗》里面的《关雎》写得非常典型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海德格尔所做的工作仍然是把我们带到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所讲的基本的洞察，只不过他强调的是在使用中所遇上的物，它就有更根本的一个特征，他称之为上手啊，入手啊这些状况，而不是在手外的这样一个现成东西。真是这个逻辑的一个根本的展开，它是西洋形而上学关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存在问题。二、用具与礼器 我们回到这个讲座的一个基本的考虑。而一定是说，在这里要知道我们应该认识到如何做。
另一个是做衣服的方式，像刀一样斩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诗经解释的很清楚，斩表示人工之初，在斩这种服装中，人工是最少的。那么我想举的第二个反映礼器特点的，也就是礼器和用具之间的巨大差别的特别体现在明器上。
我们可以说，实际上种到地里的不是那张床，而是木头，才可能长出是树。那么比如说清代的凌廷堪在讲这个格物的时候，他就认为，格物的物呢，实际上一定是要放在礼仪里面理解，并不是随便的一个物，实际上就是礼器。他们认为《礼运》讲的是礼的东西，《礼器》讲的是用的东西，我们不去具体管它。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西学就很像是在做这个事情，我们是研究一个非常不同的东西，它的来源不是我们中国自身的东西，无论说西方思想，还是西方哲学，总的来说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异己的传统。
这是我们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使在柏拉图这里，用具，像床这样一个器具，它的真正来源是它的使用，是它的使用决定了它的制作，而这个制作有三个不同的等级，最根本的是制作出这个东西的外形、形状，而不是直接做出这个木头，那么然后，工匠只不过是照着这个形状进行进一步的制作，那么我们说当然，亚氏的哲学和柏拉图的哲学有非常大的差别，但是亚氏在《物理学》里所做的讨论，我认为他继承了《理想国》里柏拉图关于使用的这个技艺在所有技艺中居于本原性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想法，也就是对于我们眼下看到的一张床来说，亚氏只不过不是说我们还有一张真床，那张真床，真实的床就是在这张床上，只不过是这样床的外形和形状，也就是所谓的eidos（形式）不是独立存在的，而就在这张床里面，只不过它是加在这张床的质料上，就是这堆木头上，当一个工匠制作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既不做形状，也不做木头，他只不过是要将这个形状加在这个木头上，这是亚氏的基本想法。而整个现代政治，是在整个这样的用具的逻辑下构成的。他有进一步尝试的可能性，但是他反而没有触及到更根本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像杨立华老师说的质地无比的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你说我们没有实践哲学，我们就是没有实践哲学，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可能性。
一定是因为有不同的思路，你才能理解用具形而上学怎么能够够得上这样的逻辑。在刚才读的《曲礼》一段里面，我们看到，明确的说，君子在家造器，这个礼器明显是要先于养器的。
因为所有的材质都不可理解。我看到了——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理解社会的进化，我们会认为社会的演变在根本上就是用具的系统性改进所决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首先体现在生产工具上。
这个逻辑到今天它的影响很大，我认为是因为我们非常西方的这样一个思维。他说最后这张床，这里他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其实在希腊里很少见的一个描述，就是神所完工的一张床。也就是说恰恰在一个用具不合用的时候，这个物质才能被纳入一个认识的关系。也许有一天，各位能够从西阶而升，但是由东阶而下，最终能够以我们中国人的方式完成这样一种德器之美，这是我们作为老师所最希望的一件事情。祭器被称为生器，也被称为人器，曾子说，祭器是人器，明器是鬼器。这个象并不像由于人的使用而加诸事物之上的一个形式，而是自然本有的一个象，这个特别能在《系辞下》观象制器的具体过程中能够看出来，器物之形是法这样一个天地之象而制成的。
但是由于上帝有无限的智慧，所以人造的器具，永远达不到上帝所制作的精美。亚里士多德经常举的例子，自然的存在物最典型的代表是动物，其自身有动的原因，希腊语是生物。
那我们知道《礼记》里实际上就有一篇，讲的是礼器，它实际上是在《礼运》这篇之后，有的学者认为这两篇构成内在的关系。当然，你让异姓的人进了这个家门，你就要让它能够接续这个家的传统，而不是仍然做一个异姓，这是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要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无论是上还是下，传承的都是这个家里的东西，尽管是异己传统，它最终还要变成这个家的东西。
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也就是说反本修古，讲本和古的一些东西，故凶事不诏，朝事以乐，醴酒之用，玄酒之尚。我个人认为正是最后一句话马克斯·韦伯错失了要点。
当初最根本的质料在某种意义上，有一派就认为是恶，是最根本的虚无。所以见舅姑的时候，据说这个礼节，是见前要从西阶升，见完以后要从东阶降。这是柏拉图的一个描述，这是一个存在者的技艺。元素究其本身来说是没有规矩、没有尺度的。
只有见过舅姑之后才能从主人的台阶走下来，才真正成为这个家的一员。莞簟之安，而槁鞂之设。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大家熟悉的，《诗经》里面非常优美的怀人之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我和儒行社各位同学一样，也是乃所愿则学孔子，只不过我是在椅子里学，各位实际上是践履孔子之道，所谓知易行难，所以我对各位非常之敬重，也非常佩服各位的努力。
但是我认为这个与其说是改变了用具形而上学，不如说是说明了用具形而上学如何根深蒂固地构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最主要的一个线索。当然我今天和各位汇报我的一点研究，我想各位也不只是舅姑，因为你们在某种意义上和我有些地方也很一样，虽然你们是儒行社的成员，你们有时候也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是说你们的思想性情、精神气质，甚至整个生活之道，我认为在许多地方，仍然深受我们面对的西方思想的影响。
在《逻辑学》第二版前言里还有另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德语是最有思辨精神的一种语言，中国语言远远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因此中国人不能够发展出思辨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是由中国的语言决定的。当然我说行也不仅是各位在下面所做的许多事情，外在的事业，而我想首先是自身的成人。家里制作东西，当然这里的家有争论，但我认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大夫以上称家。在比苗族文化更早的比如红山文化，也发现了大量的玉的礼器。
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说，是整个用具形而上学本身最根本的困难。但是这句话按字面的意思理解，他说到了非常关键的地方。
然而，有一个困惑，本来我们讨论的是自然的问题，但是亚里士多德举的例子和安提丰提的意见实际上都是人工物。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这样一个真正的用具。
但是这条逻辑没有发生变化，既然神可以制造世间的万物，那么人也可以造一种人造的动物。我另外举两段话，一段话是在《物理学》第二卷第八章，亚氏说：如果一座房子是由自然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生成的方式与它现在由我们这种由技艺所制作的没有什么两样，同样，如果一个自然的产品，它在生成的过程中不仅靠自然，也借助技艺，那么它也和现在像自然一样没什么差别。